【三月逍媽祖，來看台北天后宮如何做到宗教融合】

位於西門町鬧區的台北天后宮

媽祖是台灣民間相當重要的信仰，台北地區有三大媽祖廟，包括關渡宮(1712)、艋舺新興宮(1746)以及松山慈佑宮(1753)。三大媽祖廟興建的時間及位置，同時也代表著先民墾拓北台灣，從近海、港口進而深入內陸的歷史與足跡。

艋舺新興宮是現今台北天后宮的前身，在農曆03月23日媽祖誕辰前，「Ramble Taipei漫步台北」特別走訪台北天后宮，在佛經誦揚聲中，專訪台北天后宮的管理委員同時也是上海老天祿董事長蔡清國，以及台北天后宮總幹事吳教道，與我們暢談這段歷史。

艋舺新興宮曾具有官廟地位

艋舺新興宮奉祀的媽祖神像原係由康煕無間往返大陸及台灣間的商船請來艋舺街上奉祀，在1746年要返回大陸時，請示媽祖卻屢屢擲嘸筊，後來才知媽祖指示留下，並於現今艋舺的西園路上建廟。台北天后宮總幹事吳教道表示，原來天后宮位於現今的西園路上，廟地的寬路幾與西園路一樣寬。就定位而言，艋舺新興宮為當時台北城內唯一的媽祖廟，清朝政府不僅補助新興宮相關經費，在228公園的台北大天后宮興建前，清朝官員每逢初一、十五都會來參拜，祈求平安，可以說是具有官廟的地位。自台北大天后宮落成後，政府官員才改至大天后宮參拜。因而艋舺新興宮才會與龍山寺、清水巖祖師廟並稱為「艋舺三大廟門」。

日人以「防空避難」為由，強制拆除

1943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兩年，日本政府以防空避難為理由，強制拆除艋舺新興宮。台北天后宮管理委員蔡清國表示，「防空避難」只是掩人耳目的說法，事實上是為了興建飛機跑道。因為附近原有南機場供小型戰鬥機起降使用，為了避免南機場被炸而無法起降，日本政府因此決定拆除艋舺新興宮闢建新的飛機跑道。拆除後的艋舺新興宮媽祖神像及神器則被寄放在龍山寺後殿，一直到民國40年(1951年)才遷至現今的台北天后宮。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投降、歸還台灣，吳教道表示，為了替新興宮的媽祖找地方供奉，當初信眾曾相中兩個地方，一是位於西寧南路底的法華寺，另一個則是位於成都路上的弘法寺。但因為法華寺的方位是座西向東，弘法寺則為座北朝南，在方位與風水的考量下，信眾們決定讓媽祖遷入弘法寺。吳教道表示，媽祖遷入弘法寺還曾獲南京政府認定合法的行政判決。

弘法大師

遷入弘法寺，改名「台北天后宮」

在新興宮的媽祖遷入後，信眾們先將弘法大師請至四樓的倉庫存放，改名為「台灣省天后宮」，後來改名為「台北天后宮」，並沿用至今。

吳教道表示，台北天后宮與曾建於228公園省立博物館處(現今國立台灣博物館)的台北大天后宮不同。台北大天后宮係當時台灣巡撫劉銘傳所建，日本政府統治台灣後沒幾年即拆除。台北大天后宮內所供金身媽祖一度被放置在今監察院(過去台北州廳)走廊下樓梯口旁，被時任三芝區長的曾石岳發現，因而向日本政府申請將金面媽祖迎至三芝供奉。曾石岳也就是李登輝總統夫人曾文惠女士的祖父。

原來的弘法寺是個相當大的寺廟，從現今成都路位置一直延伸到西寧南路口，建地有500多坪。現今位於台北天后宮周圍的建物是當時官商在私相授受的情況下搭建，使得台北天后宮迄今僅剩下200多坪用地。民國41年(1952)曾發生場大火，將木造日式風格的弘法寺及寺外周遭建物等都付之一炬。在信眾集資下，於民國48年(1959)重建，強調南方華麗的宮廟建築，有別於行天宮的北方建築特色。

弘法大師托夢，宗教融合

蔡清國說，弘法大師曾兩度託夢給當時的天后宮主委黃慶餘，表達不希望待在倉庫裡，後來就將弘法大師迎出，供奉在側殿，從此台北天后宮主位左側供奉弘法大師，右側則供奉土地公。

弘法寺係日本真言宗高野派傳來台灣的日本佛教宗派，日本戰敗後，弘法寺和尚攜缽返國後，日本弘法寺每年都會由主廟及東京別院輪流，派人來台參拜及做法會。吳教道說，自日本發生311大地震後，有些年沒來了，今年特別來台舉辦弘法寺開創1200年紀念。

新興宮媽祖迎來後，當初弘法寺的佛像及重要文物都收到倉庫裡，倖免於火災。其中包括相當重要的曼佗羅畫，台北天后宮還特別找了台北藝術大學維修，並做了一份複本，放在天后宮側邊供民眾觀賞。

艋舺新興宮留下的大鐘

【你所不知道的寺廟過去，來聽業餘文史魔人阿坤講古】

在一般人的印象裡，寺廟就是提供人們心靈寄託以及祈福、祈求平安的地方。事實上，台灣的寺廟除了宗教的功能外，還曾扮演過其他舉足輕重的角色。

為了進一步瞭解寺廟所扮演的角色，「Ramble Taipei 漫步台北」特別專訪Taipei Times台北時報的記者，同時也是業餘文史工作者賴昱伸，與我們暢談「你所不知道的寺廟過去」。

賴昱伸表示，台灣過去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個化外之地，即使在清康熙期間納入版圖，也只是隸屬於福建省，行政資源不多，例如屏東的海岸線很長，清朝期間只有500人的駐軍，讓民眾只能自求多福。而對於先民而言，會到台灣墾拓，一開始多半是在家鄉混不下去，才想出外闖一闖。

「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詩中說明了先民們度過黑水溝到達台灣的艱辛，「三留、二死、五回頭」更是普遍。清朝頒布渡海禁令後，沿海民眾為求生存、冒險度過黑水溝後，許多不肖船頭為了避免被捉，不願將船駛至岸邊，見有沙地即趕人下船，因沙地軟塌，行走時還會全身陷入泥淖中，這也是一般俗稱「種芋仔」之意。

由於渡海的艱辛，來台墾拓者多會帶來自己家鄉的信仰，祈求家鄉神靈庇佑，一開始會先帶著香火袋，待信眾慢慢聚集後，才會迎神像分靈來台、興建寺廟。薄弱的行政資源與鞭長莫及的政府組織，使得提供人們心靈寄託的寺廟，多功能地扮演起許多政治、社福、教育等角色。

賴昱伸以龍山寺、保安宮以及芝山巖為例，說明寺廟過去曾經扮演過的角色。

龍山寺

「一府、二鹿、三艋舺」，曾為北部地區最繁榮的艋舺，當時有來自泉州的三邑人(晋江、惠州、南安)以及同安人，都在艋舺港口做生意，三邑人組成的商業公會稱為「頂郊」，同安人組成的商業公會則稱為「下郊」，雙方人馬時常為了拉生意、搶地盤而發生衝突。

1.平時組織團練或兵勇，戰時成為做戰指揮中心

賴昱伸表示，龍山寺是三邑人所建，更是其信仰中心，因此三邑人所屬商業公會的辦公室就直接設在龍山寺裡面。商業公會的作用除了向會員收取會費，還會佔據地盤向行經碼頭的商船收取保護費、抽取稅金，壟斷地方資源。

由於當時官兵的數量很少，為了爭奪地盤、保護利益，商業公會還會自我組織成團練或兵勇，拿著真刀真槍保護會員。隨著三邑人與同安人的衝突日盛，終於在咸豐三年發生激烈「頂下郊拼」，當時的龍山寺更儼然成了當時的「衡山指揮所」(做戰指揮中心)。

2.匯聚民意、民主聖地

解嚴後，台灣的反對運動蓬勃發展，有許多民主活動都選在龍山寺發展，使得龍山寺成為民主聖地。賴昱伸認為，龍山寺成為民主聖地的歷史，應追溯至清朝時期。

1884年法國人入侵基隆，已進攻到獅球嶺，民眾在聽聞當時負責台灣防務的劉銘傳要將軍隊南遷、放棄台北，一時人心惶惶，地方仕紳因而在龍山寺集會，寫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官方不要南遷、死守台北，並蓋上龍山寺寶印後上呈。同時龍山寺一方面把南下的隘門全數關閉，阻止官兵南下，另方面也組織民兵共禦外侮，有效地守住台北城的安全。

賴昱伸說，這應該是台北地區最早遞呈給官方的請願書。到了日本統治時代，由於日本政府採取高壓的統治方式，龍山寺的相關組織也漸漸沒落了。

龍山寺

保安宮

1.慈善收留的角色

「頂下郊拼」後，同安人被迫離開艋舺後，先是到了大龍峒保安宮，由同安人的同鄉收留，據說當時在保安宮加蓋了一些建築，因而造成保安宮倒塌，艋舺同安人才逐漸移至大稻埕發展。

為了爭奪地盤與利益，清代曾經發生閩客械鬥、漳泉械費，以及泉州同鄉間的頂下郊拼。1859年的漳泉械鬥，係位於芝山巖的漳州人打算繞過圓山去攻打保安宮，當時住在保安宮後面的街友們事先得到消息，因而組織起來，有效地遏阻了漳州人的進攻。同安人為了感謝街友們的貢獻，蓋了一座遊民收容所，稱為「天子門生府」。

為什麼叫做「天子門生府」呢？過去只要通過科舉考試後，經由天子親自舉行殿試及格者，都會被稱為「天子門生」。當年曾淪為乞丐的薛平貴及鄭元和兩個人，後來都發憤考上狀元，後世乞丐追本溯源，亦被雅稱為「天子門生」。

賴昱伸當場還打趣地說，「天子門生」的典故可提供每年為街友舉辦尾牙的刈包吉參考，街友尾牙未來或可改稱為「天子門生宴」，名稱既雅又有典故。

2.扮演學校的角色

保安宮也曾做為學校使用。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日軍登陸攻陷台北，位於圓山的火藥庫爆炸，波及保安宮，後來保安宮被日人佔領。

日本政府在保安宮設立「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後來被改為大龍峒公學校，這也是現在大龍國小的前身。

 

保安宮

芝山巖

賴昱伸表示，芝山巖名稱的由來，是因為最早來開墾的漳州人認為其長得很像故鄉漳州芝山；巖字本意為山洞，後寓為山洞邊的廟宇，18世紀後，由於觀音菩薩為主神的廟宇，大量興建於漳泉與台灣，因此「巖」字，往往被直接解釋為「主奉觀音的廟宇」。

1.叛亂的指揮中心

現今的芝山巖惠濟宮可以說是三廟合一。包括開漳聖王廟、觀音廟以及後來加入的文昌祠。

1787年的林爽文倡議反清復明，起義時各地漳州人都起而響應，士林地區亦有人加入。賴昱伸表示，過去看港劇時都以為天地會起源於廣州，查了相關資料才發現，原來天地會的發源地在台灣，後來才由台灣傳回中國沿海各地。林爽文也就是當時天地會的幹部，賴昱伸研判，芝山巖應為當時的指揮中心之一。

2.現代教育的發源地

此外，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曾在芝山巖設立芝山巖學堂，培養通譯人才，後來因為發生六位日本教師被抗日民眾殺害的「芝山巖事件」才停課。芝山巖學堂更是台灣現代教育的發源地。

 

芝山巖惠濟宮

台灣的寺廟除了提供人們心靈寄託外，過去曾在政治、社福以及教育等方面扮演過重要角色，現在的寺廟更是與時俱進，像是行天宮率各宮廟之先，響應節能減碳，倡導民眾不燒金紙、不焚香；保安宮則是在保存古蹟與民俗文化方面不遺餘力，這些寺廟所發揮社會教育的功能，已不容小覷。

【從120周年校慶看台灣教育發展史】

1895年設立芝山巖學堂

台灣的教育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連橫在台灣通史序中所描述的「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最為貼切。台灣的教育可以遠溯至荷蘭及西班牙的傳教士為了傳教所設立的學校，教導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教義或教禮，以養成傳教士為主。

鄭經時期，陳永華曾請建聖廟、立學校，在台南孔廟建成「全台首學」。清代時期對於教育亦相當重視，開始在設置各級儒學，強調識字與知書達禮，教授的機構以官設義學、私塾、學堂或書院為主。日據時代，則可以說是台灣「近代學校」的開始。

為瞭解台灣近代教育的歷史，「Ramble Taipei漫步台北」特別專訪了台北市鄉土教育中心主任張欽鵬，為我們解說台灣的教育發展史。

近代學校的起源

所謂「近代學校」是19世紀西方國家的產物，當時新成立的民族國家為了從教會手中奪回對國民的教育權，藉由教育內容進行國民統合，有組織地傳達一種價值與知識體系。也就是說，國家要發展自己的語言、詮釋自我的歷史以及版圖，在學校中統一教授國語、歷史以及地理等科目。

台灣在1895年割讓給日本，日本為了有效統治台灣，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殖民與同化。當時總督府下設民政、陸政及海政等組織，歸屬於民政下的第一位學務部長伊澤休二，其認為治理台灣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讓台灣人聽得懂日本人所講的話。

清代劉銘傳曾在大稻埕設立西學堂，張欽鵬表示，伊澤休二廢止該學堂後，原打算在大稻埕設立新的學堂，卻因遭到當地文人扺抗而作罷；轉而在文風鼎盛、曾有士子如林美譽的士林地區，設立芝山巖學堂，培養通譯人才。

芝山巖學堂舊址

後來發生六名日本老師被士林附近抗日民眾殺害的「芝山巖事件」，震驚日本當局，遭到在台日軍嚴厲報復，不僅停課三個月，並將學校暫時遷至萬華祖師廟。為了管理方便，日本政府選擇在總督府旁的原城南孔廟處興建新校舍，於1896年設立「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這也是現今愛國西路台北市立大學所在地。而選擇在原孔廟的興建新式學校，也帶有日本政府想推翻中國文化傳統，殖民統治台灣的意識考量。

師範教育與附屬學校先行

「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最初設有師範部與語學部，著眼於培養師資及通譯人才，這是台灣師範教育之始。同年在國語學校下設三所附屬學校，包括第一附屬學校(士林國小)、第二附屬學校(老松國小)以及第三附屬學校(大龍國小)。

台灣師範教育發源地

歷次「台灣教育令」反應不同時期的教育政策

日本在台灣的教育政策主要分為幾個階段，張欽鵬指出，日本政府歷次頒發的「台灣教育令」可做為不同階段的分水嶺。

日本統治初期(1895年至1919年)並無明確的方針，以語言教育為主，其次才是給予德教和實用的知識。

1919年頒發「台灣教育令」後，以同化為主要目的；1922年頒布新「台灣教育令」，其目的在於實施日台共學制度，中等學校以上為日台共學，初等教育部分則是日籍子弟讀小學校，台籍子弟讀公學校。

1941年公布的第三次「台灣教育令」，時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本在台發起皇民化運動，要讓台灣人徹底地皇民化，台灣的小學校和公學校也因此改稱為「國民學校」。

士林國小前身八芝蘭公學校

日式近代學校教學特色

1.集中授課、照表操課

張欽鵬表示，清代教學以科舉為主要的目的，教授四書五經，不同年齡的依照自己的進度，各自讀各自的書，夫子只能依個別進度叫來前面背書。作息則以夫子的時間為主，沒有固定上下課時間，這部分，胡適在其患有眼翳病一文中曾提及。

日本設立學校後，開始規劃學區，並頒訂一致的教學版本；同時也開始依照不同的年紀，制訂課表，由老師站在前面統一授課。學期制及放假日的規定，也是從日本開始的。

2.強調公民與道德、體能以及儀式性活動

張欽鵬指出，日本公學校的課程強調修身課，很像是我們所講的公民與道德。1898年總督府制定「台灣公學校規則」，其中規則第四條規定教授科目為：修身、國語、作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以及體操等八個科目。

過去中國人曾被稱做東亞病夫，「辮髮、纏足、吸鴉片」為當時日本人口中台灣人的三大陋息。體操課的目的在使四肢動作機靈、身體健康。體操課的訓練在培訓紀律與一致性的行動，操作方式很像我們小學時「立正！」「向右看齊！」整體移動隊伍時「齊步走！」一面數著「一、一、一二一」，在訓練身體的同時，也讓小朋友從小習於服從口令與整體行動一致。

日本強調軍國主義，在每個學校都設有司令台，每天都要升旗以及精神講話，這個做法也延續至國民政府時期。

士林國小操場及司令臺

歡慶呷百二的老松國小

位於台北市鄉土教育中心旁的老松國小，最早的發源地在現今環河南路上的高氏宗祠，其原為學海書院，1896年設立「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後，開始教授國語課程，後遷至祖師廟，利用寺廟的廂房授課；桂林路現址完成後才遷入。

張欽鵬表示，老松國小的校史，一路走來可以說是台灣國小教育史的縮影，從台灣總督府第三附屬學校、艋舺公學校、老松公學校、國民學校以及國民小學。他進一步指出，若某一學校的校史中包含著公學校的歷史，一方面設立的年代較早，也代表該學校曾為當地的繁榮或人文薈萃之地，像是老松國小、士林國小及大龍國小，依循著「港口、廟口、市街、學校、社區」的發展模式。

老松國小曾在民國55年時，創下一年學生人數1萬1150人的紀錄，號稱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學」，每班班級人數曾高達90名學生。張欽鵬說，那時候連校長室都拿來當教室，校長則在穿堂裡隔著屏風辦公。

老松國小當年造成學生額滿的原因在於，當時還需要考初中，因為老松的升學率非常高，90名學生中，在籍生有70位，其他則為越區就讀或重考。

 

老松國小

經典八爪溜滑梯

最為經典的是，一般國小多設立大象型溜滑梯，附有兩個滑道；老松國小為了因應這麼多的學生，下課時間還必須動員老師維持秩序，在民國50幾年時，做了一座洗石子材質的八爪溜滑梯，也就是共有八個滑道的溜滑梯，一次就可以滑下八個小朋友，避免小朋友下課排隊等太久。這個八爪溜滑梯在國內不僅罕見，現亦已成為老松校友回母校必去回味小學時光的地方。

民國57年實施九年一貫教育，再加上政府推行家庭計畫以及東西發展的差異，造成老松國小的學生人數銳減，目前只剩五、六百名學生。

從學堂到近代學校，張欽鵬認為，整體而言，日本普設公學校後，讓台灣的教育漸漸普及，儘管帶有殖民主義的意涵，但對於台灣現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亦有不可抹滅的功勞。

老松國小八爪溜滑梯

【矛盾與曖昧，百年前後文青竟如此雷同】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1915年，發生噍吧哖事件，這是日本在台殖民史上發生規模最大、死傷最多的武裝抗日行動，自此以後未曾再發生武裝抗日。

1915年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台灣從武裝抗日轉變成「文裝抗日」。

台大台灣文學所副教授蘇碩斌與學生在課堂上透過專題研究的方式，找出100年前知識份子的日常生活，並彙整成「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乙書。蘇老師在接受「Ramble Taipei 漫步台北」專訪時，為我們做了這本書的導讀，勾勒出百年前的文青夾雜在傳統與現代交替，掙扎於往左或往右之間，在多重文化力量的交錯下，形塑出特有的矛盾複雜樣貌。

蘇碩斌表示，100年前係自1915年噍吧哖事件後起算，文青也就是讀文學的知識份子。他們開始學會迎合與對抗日本，一方面不願意接受日本統治，對抗日本的熱血仍然存在，另方面卻又享受著日本統治後帶來現代生活的便利與舒適，默認日本統治權的正當合法。

批判、混搭、自由戀愛、泡咖啡店成為文青的重要特質。

空間的解放

「台北自台北城拆除後開始。」擅長歷史空間研究的蘇碩斌表示，台北城在1884年落成，是清代興建的最後一座府城，範圍包括現今中華路、忠孝西路、中山南路、愛國西路所圍的區域。

1905年，台灣總督府公布了市區改正計畫，並拆除當時台北城內的舊建築，像是清代府衙、文武廟等。為了拆除台北城，總督府首先拆掉西門(寶成門)，沒想到引發了民眾極大的反彈，仕紳四處奔走抗議，這也讓日本政府決定不再拆其他城門，轉而陸續拆除城牆。

過去台北的發展相當仰賴河流，河流流經之處往往就是繁華之處，像是艋舺及大稻埕。1914年城牆拆除後的台北，開始了公路及鐵路的發展；市區改正、馬路拉直開通後，台北也由原本的南北向發展，改為由西向東發展。

「城牆的拆除，象徵著空間的解放，同時也解放了思想。」

新舊文學論戰

1923年，台灣留學生在日本東京創辦「台灣民報」，開始討論如何定調文學，引發新舊文學論戰，使得台灣文學開始進入全新時代。

新舊文學論戰點燃了新舊文青間的戰火。新舊文青的差異在於養成背景的不同，前者接受日本新式教育、學習白話文；後者則是接受傳統漢學教育、以古詩詞為主。因此雙方對於文學的功能、價值，以及台灣未來走向的論辯與思考也就有所差異。

 

書店延續新舊文青戰場

台灣過去並無新式書店，流通的只有科考或醫象用書。台灣第一家新式書店「新高堂」，是由日本人所開，主要壟斷著小學教科書及政府採購書籍。

新文青代表人物蔣渭水，其原在大稻埕大安醫院開業，並在大安醫院旁邊開了家文化公司，引進文化思想的雜誌圖書，像是新民會的宣傳刊物「台灣青年」等。大安醫院的一樓曾經是「台灣民報」的編輯所。

1925年，「台灣民報」銷量爆增，必須另謀地方、擴充報務，蔣渭水隨即將原編輯台改為書台，開了台北第一家新式漢文書局「文化書局」， 其所進書籍除了三民主義、孫中山寫真外，還有許多資本主義經濟的沒落與階級鬥爭之原理等。

文化書局開業一年後，舊文學的代表人物連雅堂也開了家「雅堂書局」，書局所進之書承襲其保存漢文化的理念，所有圖書堅持訂購自上海各大書局，書籍中還包含當時最紅的禁書-三民主義。

接受日式現代教育的蔣渭水，文化書店中徘徊的不乏日本政府派人緊盯的哨子；而標榜漢學、抗拒日人統治，而且拒賣日文書籍的雅堂書店，最支持的客群竟然是日本人。

混搭風格流行

日本剛開始統治台灣時，並未強制台灣人剪去辮子，但因為留辮子無法常常洗頭，相當不衛生。日本人害怕不衛生的辮子造成疾病流行與日人的傷亡，因而開始倡導剪辮。

由於剪辮後就要換服裝，對於民眾而言，不啻為一筆很大的開銷。1911年，台北仕紳與日本政府達成「斷髮不改裝」的共識，也就是先剪辮子但不換衣服。當時還曾出現仕紳們排排坐，率先剪去了辮子，但剪完髮後卻發現髮型與中式長袍馬褂或台式長衫裘褲，顯得格格不入。

在經濟與造型的考量下，這群人開始一步一步換造型，像是長袍搭西褲、棉襖搭圍巾、馬褂搭皮鞋，見面時則喜歡彼此打量著，學習對方如何穿搭，從此台灣開始進入混搭的年代。

強調自由戀愛

日本的統治也帶來了公園的設置，座落城內正中央的「台北公園」在1908年落成，因與圓山舊公園相較，俗稱「新公園」。對於民眾而言，公園就是可以自由進出的空間，不僅提供了散步的地方，藉由自然的花草、清新的空氣調養身心之餘，公園更成為談情說愛的必去之地。

在那個年代裡，沒有網路、沒有電話，「自由戀愛」成為摩登術語，談戀愛必須約會見面，當時請願設置公園的社論，也曾迂迴地提到公園對於談戀愛之必要。

庶民文青泡咖啡廳

咖啡廳是當時城內重要的文化象徵。當時還流行在咖啡廳裡頭改裝出一塊跳舞空間，搭配著鋼琴聲與爵士樂，泡咖啡廳跳舞成為文青最愛做的事。這類型的咖啡廳以新公園旁的公園獅咖啡為代表。

1930年代後，曾參加罷工、罷課、倡議婚姻自由的文青，面對自己年歲日長與一事無成的窘境，只能遁入咖啡廳等聲色場所中，叫來女給陪坐。沒想到，女給中竟出現社運場上一起高聲抗爭的女同志，更讓這種矛盾糾結的更複雜。

上流文青到總督府吟詩作對

蘇碩斌指出，左派的庶民文青泡咖啡廳，右派的上流文青則被請總督府與殖民統治者吟詩作對。

由於漢學是日本知識份子的頂級素養，高級知識份子往往以能吟漢詩自豪，歷任台灣總督為了展現其高尚的漢字文化能力，喜歡邀請吟寫古典漢詩的文人，到總督官邸召開詩會。

有趣的是，受邀參加詩會的文人多為接受漢學教育、抗拒日本統治的舊文青；而在街頭上抗議的，則是接受日本新式教育、學習白話文，到處被日本政府盯哨的新文青。

「矛盾與曖昧」

蘇碩斌指出，臺灣自清康熙時加入中國版圖後，大致景觀沒有什麼大變化，生活樣式也差不多；日本統治後則起了很大的變化。

因為日本人帶來現代的統治方式，使得民眾教育與生活方式開始出現改變。相較於過去，日本人所帶來的西方文明對於人的生活是比較舒服的。

從許多小說中可以反應出，當時的文青並非完全順服或完全接受日本統治，卻又認同日本殖民統治的生活；同時還懷念著中國統治時期，然對於當時積弱不振的中國，則帶種恨鐵不成鋼的無奈。

矛盾與曖昧可以說是百年前文青的最佳寫照，蘇碩斌笑著說，沒想到百年前後的文青特質竟如此雷同。

我們如今看到臺灣許多複雜的情況，從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蘇碩斌認為，現在的台灣應學習當個小國、當個弱者，學習該如何在強權間生存；對於個人而言，活著才是最重要的，要好好地對自己負責而活，並非混亂地過生活。